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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“《我是一个幸运的女人》是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夫人芭芭拉布什撰写的回忆录。在这本回忆录中，芭芭拉布什回顾了自己许多不平凡的经历，其中70年代在中国的生活也是回忆内容之一。对这段生活，布什夫人做了细节的描述，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在前进。”
乔治在当众议员和共和党主席期间，和福特往来相当密切，因此，当乔治去华盛顿和总统讨论他未来的工作时，总统曾亲切地表示，乔治想要什么工作，就给他什么工作。那时我们正在缅因州度假，乔治拜见总统回来后说，他希望我能了解他所做的决定，因为他婉言拒绝了外交官最希望出使的驻外地点(包括伦敦和巴黎)，他要求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我同意的话。他说在联合国时，他已经过够了迎来送往和日日笙宴的日子，现在想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拥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，那儿是他大展身手的地方。
这项任务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项刺激的新探险。我记得小时候在海边玩沙子，有人跟我们说，如果我们从始至终不停继续挖，就可以穿过地球，直接通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。到了那边，我们也会看到中国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在挖沙子，他们也想找到美国。我从来就没想过，有一天我会线年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相当特殊，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时，已经为两国的关系写下历史性的第一次接触，但是两国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，没有大使馆，只有联络处，因此乔治当时的职务，是美国驻中国大陆联络办事处主任。
乔治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的那天，我们都在康内邦港的老房子，大家坐在长沙发上，乔治要孩子们猜猜他的新差事是什么。我想要不是乔治给他们一些暗示，他们可能到现在还坐在那张沙发上想呢！
多萝西那时才13岁，而中国大陆没有专给外国小孩就读的学校，她自己就说要留在国内住校，我觉得蛮高兴的。以前我不赞成她离我那么远，毕竟她是我的宝贝！但现在这却是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何况这是出自她本人原有的意愿，而不是因为别无选择。
整个秋天我们都很忙碌，忙着为几个孩子安排，我还去国务院的外语研究中心学基础中文，同时跟乔治在国务院听取简报。驻华盛顿的中国官员为我们办宴会，我们也回请了一次，之后就是整理行装。
早些时候，乔治说，我们的狗费莱德可能不能带到中国去。为此，我询问了国务院的有关人士，他们说，实际上在中国已有许多美国人是带狗去的。我又向中国人打听，他们说，在中国，外国人带去的狗有很多。我想问题解决了，费莱德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到中国去。我们装了足足17箱特别配制的狗食品。
10月初，我们决定动身。我们来以前，乔治要驻中国大陆联络处的官员不要来机场接我们，可是我们自己到北京后一个小时内，乔治就邀请所有驻大陆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到我们下榻的地方，接受我们招待！这种作风，除了乔治，还有谁有？而这样的做法实在百分之百正确。派驻中国的人员全带着他们的妻小出席招待会，总共53人。
我们住的地方跟乔治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公寓大楼内。我们的公寓在二楼，有一间大客厅兼餐厅、四间卧室和两间超大的浴室。马桶边上有用英文写的“胜利”两个字。中国人向来会为他们所有的任何东西取名字，有时候你实在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想出这些名字来的。
负责我们家务的有大管家杨先生、二管家陈先生、两位负责清洁和洗衣的太太和两个厨师。他们没人会讲英文。幸好几个礼拜后，总管换成王先生，他年轻而且细心，会讲一些英文。两位厨师都棒极了，不过会做欧洲菜的那个厨师做的欧式风味并不地道，所以我和乔治都吃中国菜，而且很喜欢吃。我们第一次在餐厅用饭时，两位厨师大概想取悦我们，趁机展示一下手艺，因此准备好了一桌佳肴。但有一道菜软软的、灰灰的，长约两英寸，表面有尖钉似滑溜溜的东西，我们愣住了，不知道怎么来消受。是否该把它吃得一干二净，才不会伤他们的心？还是等厨师走出去时，把它倒进马桶？经过一番讨论，乔治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它原封不动地留着，这样他们就明白我们不喜欢这道菜，以后就不会再煮。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道菜叫海参，是中国菜的上品，每次只要我们请的客人有中国人，厨师一定坚持要上这道菜。因此每次只要宴会上有这道菜，我跟乔治都把它当子弹一样吞进肚子。
尽管每天我们吃得也不少，但是体重却在下降。我想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吃的食品都是低脂肪的，而且没有奶制品，这也跟中国没有冰箱有关。每天，他们都为我们送些酸奶和鲜牛奶，不过，酸奶的包装有点像中国的坛子，牛奶也是用瓶装着，这有点像美国的二三十年代。
管家每天8点来4点离开，如果我们晚上有宴会，他们就算加班，有加班费。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失业人口，这一点中国人很自豪，甚至有点自我炫耀，洋洋自得。究其原因，从我们家几个管家务的中国人身上就可以恍然大悟。原来在中国是两三个人做一个人的工作。像王先生，他是总管，所以只有他有努力做事的心。两位厨师虽然也认真工作，但是他们一天只负责做一餐，其他人做事都是能省则省，能免则免。
管家不论天气如何，每天都从很远的地方骑自行车来我们家上班。每个礼拜总会有几天，在工作结束后，他们全都去开会，听取“党的路线”。
在中国，不论走到哪里，所见所闻全是政府宣传品。布告板上的标语有的措词强烈又怪异，像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等等。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可爱的，像警惕入侵越南的帝国主义走狗之类。我跟乔治都不懂中文，这些标语在我们看来相当漂亮。
宣传品在火车上和公园里四处可见，尤其是街上，重要街道的高处都架设扩音器，尖锐刺耳的宣传声，要人们努力工作，忠于毛主席。我们到北京的第一个周末，和霍尔德里奇夫妇去西山散步，快走到山顶时，扩音器突然传出声音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那种刺耳的吼叫声，真叫人无处可逃。山路下有个小男孩也跟我们有一样的感觉，他用手指把耳朵捂了起来。
很快，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规律。每天我们6点钟起床，遛着狗去把酸奶取回来，然后吃早饭。边吃边听，有时听英国广播电台。不过，让人很扫兴，无论是还是英国广播公司，在这儿接收效果都很差。好在如有什么大事发生，我们会接到电话通知，不用去听广播。不过，还是让我们觉得，自己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到中国的第二天，我们去了友谊商店。当时友谊商店只为外国人和中国高官服务。我们在那儿买了两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。北京地势平坦，骑自行车正合适。和中国人一起，我们骑车而行，只有我们以此为乐趣。我敢肯定，他们一定认为我们不正常！
我骑自行车逛北京时发现，很少有白发苍苍的人。我问一位美发师，是不是饮水和饮食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不让人的头发变白。他笑着说：“是的，一瓶就足够了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一瓶染发剂就可以让人的头发变得乌黑亮泽。这让我很吃惊，因为任何一个人都身着中山装，处于那个保守年代，人们竟然也染发。不过，毕竟都是人，都有爱美的一面。
每逢周日，我和乔治会去旧约圣经社大楼做礼拜，我们很喜欢那个温馨的小教堂。来做礼拜的中国人只有7个，其中3个在接管中国大陆以前，就曾在其他新教中担任过牧师。
礼拜仪式用中文，还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圣经，所以大半能跟得上。平常晴朗的周日，上教堂的大概有20个人左右，像一支信奉耶稣基督的小军队一般，例外的日子像复活节时，教堂就会挤得水泄不通。
乔治在我们抵达中国后不久，便决心要尽可能跟中国人多些接触、多参加社交活动。当时由于我们和中国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，因此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参加中国的国家庆典活动，这一点乔治并不同意，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孤立自己。因此我们到任后第一次参加的正式活动，便是阿尔及利亚人在北京饭店旧楼举行的欢迎会，我们到时还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。
我们原本就怀疑有人在监视我们。我们刚到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发现家里的管家知道某些讯息，所以我确定他读过桌上乔治留给我的便条。我倒不担心有人监视，不过我从此便不记日记。因此我们住在中国大陆那14个月里，我都给家人和朋友写长信，而且用外交专用袋寄给他们，避免随手将信乱放。这些信件替我留下许多回忆。
基辛格来访时发生的一些事，更证实了我们的想法。有一天南希对我说，她某天下午在房间里跟亨利讲：“我真希望中国方面能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道坐车，这样会比较轻松，何况我们正真看到他们的时间又不是很长。”那晚他们出外用餐，迎接他们的中国人就讲：“我们已让大卫跟伊莉莎白坐在你们的车子里了，我们觉得你们可能很喜欢这样。”
为了节约时机，我们就在基辛格夫妇附近的客房住下了。中国人很细心，为咱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拖鞋、浴巾、指甲剪、面霜、香水、牙刷、牙膏、爽身粉等等。桌子上放着各种香烟、火柴、水果、糖果、信纸、墨水、邮票等等。有一次我写几张明信片，猛地发现没有胶水，顺便提了一句，没想到，等我们办完事回来一看，桌子上已经放了瓶胶水。
另有一次是我跟露易丝骑自行车出去，我把我的眼镜遗留在我们去过的一家商店，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家。可是我人还没到家，我的眼镜已被送回我的住处了。
每个来作客的朋友都想去参观学校、人民公社和北京城外的一些名胜。有的人如愿以偿，有些人则遭到拒绝。我们大家可以在允许参观地点的方圆20英里以内自由走动，不需要另外获得许可。而中国人在决定谁可以去，谁不可以去时，并没什么标准，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全凭一时高兴。
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能未经许可就任意旅行，村子里到处都有检查哨。这就是他们控制8亿人口的方法(现在，中国大陆的人口据估计已达12亿之多)，自从的大动乱后，中国政府便一直小心防范，以防万一。
驻印度大使帕特毛尼翰在卸任返国前，曾带他的两个小孩顺道来访。我们大家一起参观幼儿园，园里大概有35个年龄在三到五岁之间的小朋友。他们分三排坐在三张粗糙的长条椅上，椅子离地面有六尺高，此外教室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。两个年轻的老师领着他们上课，完全不用任何教学模具。我们一走进教室，他们立刻站起来拍手，接着有个头发绑马尾的小女孩说了句一、二、三之类的话，然后所有小朋友便整齐划一地高声唱起歌来。然后这个小领袖便开始唱起那首歌，那首关于一个快乐的小工人和伟大的毛主席的永恒之歌，之后我们便被请走了，离开这些可爱的小朋友。他们的牙齿洁白，笑容甜美，令人难忘。
那天早上，我们陆续参观了几间教室，情形都差不多。像画画教室，里头是40个四年级的小学生，他们正学着黑板上一幅一个快乐的农民为伟大的毛主席耕田的画，一笔一笔地描摩着。
回家后，帕特毛尼翰说，这一天的学校访问让他觉得既难受又惊讶。
那的确是个令人难受的早晨，但是这个历史悠远长久的中国却会告诉你说，这一些孩子如果早生25年，那他们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。
复活节时，我们的好友，也是现任国会少数党领袖约翰罗兹及其夫人贝蒂，协同国会领袖卡尔阿伯特及其妻子玛丽一同来访。卡尔酗酒，在当时众所周知。我们为卡尔和他的随行人员举办宴会的那天，有人跟卡尔说第二天要接见他的是中国的外交部长，卡尔认为这个官阶不够高，便跟中国人一路争辩，真令人可羞。他跟中国人说，在美国，一切都由国会掌控，他身为国会领袖，因此他是美国最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这种想法真是不可思议！他还说，他应该会见的是“重量级”的中国官员(我想中国人相信了他讲的话，因为第二天接见他的是副总理)。宴席接着来进行，卡尔撇开中国官员的官阶问题，突然粗鲁地调戏担任口译的南希邓(她后来在尼克松访华时，一炮走红)，你能想象当时的南希真是尴尬极了。我想强调的是，卡尔和玛丽是我们的挚友，卡尔后来克服了酗酒的毛病，并继续为美国贡献心力，表现有目共睹。我们很敬爱他。
复活节后不久，我们去广东参加广交会，顺道转往香港。那种感觉就像从黑白电影转换成彩一般。由香港回中国大陆，我们搭上闻名已久的边界火车，它停在边界的桥上，你得走下火车，过桥，通过检查哨，然后搭上另一辆进入中国大陆的火车。这真是戏剧化的一幕，有好几年的时间，这是进入红色中国的惟一途径。
乔治还带我们去了北戴河。我们住在12号别墅，有四间卧室，四个浴室，还带有一个宽敞的阳台。这样的建筑结构在中国并不多见。在距我们50英尺的地方，有一个24小时昼夜警卫值班室。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。可问题是：他们到底是在保护我们仍旧是在监视我们？
每天早上，小乔治都要跑步，跑上几英里，一直到一个写着“闲人免进”的牌子那儿。“闲人免进”在这里的意思是：这块沙滩是专门提供给外国朋友的，或者也可以说中国人请勿进入。外交界最讨厌的就是被隔离开来。很离奇，取得政权后，中国人不准到外国人住的沙滩上去，而到了70年代，他们又不允许外国人和自己打成一片。所以，我们从始至终处于一种隔离状态。
在中国旅行常常有点探险的味道。7月5日，我和孩子们乘飞机去南京，然后又到无锡和上海。天气很热，满身是汗，不过旅行还是让人很开心。我们得知，中国导游也不比我们更了解中国历史；我们还发现，北京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，离开首都，生活品质逐次下降。
我陪休斯敦来的两个朋友去了趟东北边陲城市丹东。在那儿，我们参观了贮存粮食的地窖和坑道。这种地下设施连常规炸弹都抵御不了，更加不用说导弹了。
有趣的是，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大不相同。1975年5月，我们带着两对夫妇一起去同一个地方旅游。一天早上，其中一位女士对我说：“芭芭拉，你知道吗？我没看见过中国儿童玩耍嬉戏，他们看起来都很不开心。”就在当天下午，另外一位女士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从没见过如此开心幸福的孩子。”两位女士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中国儿童，但看法不同，我想主要是角度不同。因此，我对中国的印象也是以我自己的角度去看的。
11月2号，乔治接到一张“阅毕销毁”的电报，要他回国接掌中央情报局。他接到通知那天，我们正骑着自行车从教堂回家。天呀，中央情报局！多叫人震惊啊。乔治布什非常激动，因为他一直对中央情报局非常尊崇，对那些献身情报工作的男男女女的勇气，更是钦佩有加。而我则很矛盾，一方面我想念家乡跟我的孩子，可是我也很喜欢中国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心中明白，在一个人对某个地方仍心存恋栈时离开，永远是一种明智的抉择。
在我们回国前，福特总统到中国访问。福特的访华之行很顺利，还在于福特一家人都很友善，很大方，也很容易相处。后勤人员庞大，令人叹为观止，总统有他的后勤人员，贝蒂福特有她的后勤人员，苏珊福特也有她自己的后勤人员，再加上基辛格的安全人员，因此，每当他们的车队由各方开过来时，总是造成令人想象不到的大塞车盛况。
福特来访时，我们的新闻媒体对中国人的态度极为恶劣，令我印象深刻。有次我陪福特夫人和几个中国的高层官员一起游览故宫，我们的记者为了访问福特夫人，又推又挤的，也不管随行中国人的官阶高低，只因他们都穿着一式毛装，就一把将他们推开，弄得我好不尴尬。
我们要走了，饯别宴很多。由于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与外界相当隔离，因此外国人彼此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相惜之情。我特别记得苏联大使曾嘲笑乔治，说他的新工作是“间谍”工作。
12月10日，我们怀着些许怅然的心情，离开了这个神话般的令人着迷的国度。